[公共論壇] 城市與水,誰的城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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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與水,誰的城市?
衛紅
http://www.coolloud.org.tw/node/22576

看似急於反轉城市景觀凌亂不堪之印象,北縣長周錫瑋搭著「縣升格」的必然漲勢,在「水專家」李鴻源副縣長的推助下,反覆以韓國「清溪川」,或國外都會公園案例的空間重整為師法對象,向公眾釋出重新與水共處的城市景致。然而上個週末,在台北縣政府與台大城鄉所共同合辦的「城市與水」國際城市論壇會議裡,卻現不平之鳴,更可笑的是在富麗的縣大樓舉辦閉幕演講時,面對平和發言的「三鶯部落」發言人,還需要動用警察維護副縣長顏面。

時值清溪川推手、韓國現任總統李明博生涯第一次重大政治危機,或許也恰是時機檢視台北縣的城市政策,反省並提問包圍著台灣首府而存在的台北縣,在晚近城市規劃嘗試開啟的北台兩大首城新競合關係中,其抽象數字、圖案,或實際操兵、推進的經驗,究竟要打造怎樣、誰的城市?

「水」是北縣新印象產製過程中尤為核心的元素。例一是預計在引灌新水和污水處理雙管齊下,將中正路北側的「中港大排」除臭、美化,期待透過建築物與大排之間關係的翻轉、改變,帶動整體建築硬體環境改善;例二是重新檢討數十年來僅發揮過七次實際功用之「二重疏洪道」的功能,新設縣民農園、防洪濕地,以增益大漢溪、新店溪等河川之遊憩效益的構想。

兩例總括了台北縣的功能定位:其一是持續做為北市的住宅供給地,如何改變街道表皮,在市中心地價居高不下的狀況下吸引居住者;以及第二,作為毗鄰政商中心的休憩去處,如何改善效益與效用。然而,令人疑懼卻也恰好在於此兩點,亦即這樣的解答,是否有效地從北台城市史察覺結構性的都市問題?能否呼應並解決現實的生存、生活,亦即作為發展中國家都市,長期以來的都市迅速與過度膨脹、公共設施不足、地方派系與房地產畸形炒作的社會實景?「城市與水」的意義究竟是什麼?

首先,以「二重疏洪道」為例的超大型都市休閒空間,在美麗的簡報中,我們看到它的如何大過紐約「中央公園」,然而警醒著看我們卻會察覺,它只是重複利用已透支了的公共空間,復以河川遊憩作為彷彿新增都市服務面積的印象效果,因而沒有真正解決都市擁擠、公共設施不足的問題。反而,今日要「再利用」這個因洪氾預測、提防架設過高等的錯誤而設計出的疏洪道時,北縣府無法回應的是,我們如何面對數十年前遭警察強行鎮壓而強迫拆遷的當地聚落、住戶?新的設計案中是否會有這段歷史、這些人?

第二,進行中的北縣河川整治計畫是一連串的景觀改造。該計畫已拆或預計拆除數個「違建群」,然而在「依法行政」的口號下,北縣府非但沒有注意沿岸遭拆遷的全是「阿美族」都市原住民部落、未嘗試從原住民的特殊性去理解和解決「阿美族」如何、為何落腳城市邊陲的河岸;甚且,在縣府用來合理化拆遷行為的「普遍利益」宣稱下,如何看待北台「普遍性」的屋頂加蓋?都市空間之所以凌亂、充斥違章建物、加蓋的真正歷史驅動力要如何在一樣的拆遷視野下進行解釋?

第三,最重要的,以「中港大排」為主的「都市內水」整治案例,美其名在重建都市人與水的關係,政府卻沒有說明,這些實質的環境的更新,其周邊社區的居住者會有怎樣的遭遇、更新過後會給原有社會網絡帶來什麼後果?說的更直接一點,中港大排兩側,一側是新莊體育館另側是新莊副都心,那麼日後由機場捷運、新莊縣所環繞、目前已被蠶食性「更新」的這個區域,將來究竟會變成怎麼樣的景致?

總體而言,後者,鄰近五股交流道、新莊中正路北側,的整個區域,亦即諸如捷運線、高鐵、副都心等眾多已完成或進行中的計畫所包圍著之區域,其未來房地產預期的總體效果,或許才是整串「新縣城」象徵規劃的真正內涵。

歷史動力的兩個部分都不可能從副縣長李鴻源的簡報中讀出來,其一是整個捷運發展、副都心的空間再結構計畫,與台北縣去工業化所釋出之土地的關連,其二是新莊地區的傳統地方派系,像是前兩任新莊市長(蔡家福即家福建設、黃林玲玲)所屬家族,與新莊開發之間的關係。然而這兩個謎團才是問題癥結所在,前者,直接指向了空間實體改造與市民意識之間的關連,也就是都市發展如何同時作為人的打造,而這也是馬英九之所以稱溪洲拆遷為「把你們當城市民」的原因;後者,則是現代化過程的核心,以空間重整來挽救經濟數字,和附著在經濟上的統治合法性。

就像李明博的政治危機所示,南韓人民遭遇的其實是美國政府的施壓,即龐大的國際政治與經濟權力支配網絡的血腥啃蝕。而再以紐約中央公園當初如何經由地產商推動、規劃的歷史來看,北縣市政規劃所透露的,終究也只是如何以未來數值持續膨脹支配者的政治經濟權力。北縣府口口聲聲提出的城市美學、環保、綠化等「新觀念」在此只是治理的工具,用來改造並選擇最適合之居住者的階級背景、都市意識,卻非解決不平衡發展甚至衰退之問題。

就像與會者David Harvey在閉幕場,亦即李鴻源上場、三鶯部落發言前所說的,兩天來的「城市與水」研討會中,除了美麗的簡報圖片、宏大的發展遠景之外,我們竟完全聽不見這些學院專家如何思考那供給城市不斷發展的「剩餘」究竟從誰的身上來?為了誰而耗費?放回「三鶯」等都市原住民部落的例子,李鴻源一席「Harvey的提醒我很贊成,我就是在做對話的工作」更何其弔詭,如果李先生無法注意到,都市原住民正是作為城市發展奠立其上的死屍、基礎而存在,那麼如何談論都市住民的「普遍權利」與生存現實?如果李先生只見到這事一群窮人、住不起一般住屋,但是卻看不見這群人是歷史發展的後果、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債務與代價,那麼「城市與水新觀念」,究竟要打造誰的城市?而我們的規劃學院,在這樣的場合又該抱持怎樣的立場?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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