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市部落

2009/03/26 新聞你來搞都市原住民後援會
撒烏瓦知遊學記（三）
──阿美娃娃回家了！
林易蓉（荻布絲）
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；花蓮阿美族

那天，我在部落吃到了劍筍，心裡正想著：嗯，該回家了！

我是一個阿美族的孩子，因為就學關係我離開了我的娜荳蘭家鄉，暫居在這大都市，但這個城市的某些角落有我熟悉的味道，我才發現原來我的族人離我這麼的近，而且他們就住在這裡。


這天是雨季的第一天大太陽，儘管家屋被拆除了，撒烏瓦知族人仍住在部落。（林易蓉 攝）

當年國立編譯館的國小國語課本中，附上了一張大家圍成圈圈、手拉著手跳舞的豐年祭照片。那時候班上只有我一個原住民，老師還叫我上台表演唱一首歌，我至今還難以忘記當年小時候得意的心情。上了大學之後跟大家一樣過著求學生活，班上還是只有我一個阿美族，但是我暫時離開了娜荳蘭。

小時候放學回家就是回部落，長大後我在都市認識了溪洲部落、三鶯部落還有撒烏瓦知部落，這三個部落在不同時期給了我不一樣的震撼與驚奇，但相同的是：一進到這些部落，就像是回家。


現在撒烏瓦知部落的臨時住所，住了十三戶人家。（林易蓉 攝）

但是，最近被拆除的撒烏瓦知部落給我的感受是一股力量。一群年長的長輩們在被拆除之後迅速在原地再搭起taluan，分工合作料理生活起居。就像是家園被颱風侵襲般重建家園，只是跟原鄉不一樣的是，拆他們的不是大自然是人。這份堅定的意志力，給了我這個阿美族小孩很重要的一課：老人家們用身體去實踐、創造自己生活的價值。而我，是如此的渺小。

傍晚，走進faki的菜園，他指著用木板搭建的工寮、他笑笑的說那是他自己蓋的。小時候的傍晚，我也常常在爸爸搭工寮旁邊玩耍，但現在我在撒烏瓦知。這天晚餐faki喊著：「malafi！」菜餚很美味，有魚、蘆葦心、劍筍、野菜，當大家吃飽放下碗筷、fayi收走菜盤，只剩我還意猶未盡的想吃魚，因為那是只有阿美族才有的味道，我好想念，還可以一群人一起吃飯好開心，像在家裡一樣。


部落的ina準備豐盛的晚餐，我一點都不客氣的大快朵頤。（林易蓉 攝）

我跟fayi說，我就快要畢業了，不知道應不應該回花蓮。她問我回花蓮要做什麼？花蓮有我的工作嗎？花蓮可以賺到錢嗎？她輕輕握著我的手說，她們跑來北部就是要賺錢，因為花蓮沒有工作可以做，所以選擇在這落地生根、自己種菜也可以吃飽。fayi緩緩的訴說著三十年來辛苦的養大了孩子、跟這裡有了感情，也回不去原鄉了，因為他們只有撒烏瓦知這個部落，這裡就是他們的家。

更晚，faki、fayi夫妻並肩的背影，就像是當初爸爸、媽媽揮著手送我離開花蓮一樣，現在離開撒烏瓦知，就像是離開原鄉部落一樣。

這些看得到的、看不到的種種時間、空間與感受的交錯影像一直不斷在腦海裡重疊 。 我一度還以為我在花蓮、我在我的原鄉部落，但其實我在撒烏瓦知。

我深刻的感受到，撒烏瓦知是一個真實存在的阿美族部落，只是它不在花蓮跟台東，但它就是阿美族人的家！原來今天，我回家了！

2009/03/22 新聞你來搞都市原住民後援會
撒烏瓦知遊學記（二）
──古拉斯的眼淚：
一個底層勞工的沉痛控訴
楊宗興
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

第一次遇見古拉斯的時候我初到撒烏瓦知，那時候的他用他一貫的幽默態度，講著縣府如何嫌他們房子醜，要借單車道的名義把他辛苦蓋起的房子拆掉。那天臨走的時候，他幫我取了一個阿美族名字──古拉斯．馬亨亨。

古拉斯當然是來自他自己的名字，他希望讓我也擁有和他一樣的特質：熱情、幽默；馬亨亨則是引自日據時代阿美族的大頭目馬亨亨，身材高大的他卻以協調見長，一生調停眾多的部落紛爭以及族人與日人的衝突。

起先不知背後意含的我其實有點排斥這個名字，也許因為帶著些許漢人的自尊心，我覺得不需要用原住民名字來強調自己什麼，不過在了解這個名字背後帶著他老人家對我的期待及深刻的意含後，我接受了這個別具意義的名字，心中也由衷的感謝古拉斯。



接下來的日子，古拉斯由於工作關係，我在抗爭現場上總是見不到他的身影，因為他必須在工廠裡日夜守著機器。64歲的他在一般人的認知裡早該退休享清福，但是他知道自己早就不是老闆愛用的年紀，所以只能小心翼翼地捧著手心裡這份得來不易的工作，甚至連吃住都在工廠裡解決，讓老闆認同他是個「好用」的工人。

14日那天我到部落的時間有點晚，火堆旁只剩下古拉斯和金木大哥兩位faki，正在和前來辦體驗營的台大大新社學生講著老人家的故事。我才剛走到火邊就被古拉斯認出來並熱情的遞上一杯維士比，大家就這樣東聊西聊一下子就聊到了深夜。

也許是幾分酒意的感染，古拉斯自告奮勇地為我們這些擺浪（漢人）學生示範傳統的阿美族領唱，他以粗操沙啞的嗓音，唱的是當年他當兵前，父親於送行宴上唱的歌。

古拉斯說，民國55年時美國已經捲入越戰，台灣的蔣介石則有意全面投入戰爭借機反攻大陸，動盪的年代掀起他父親腦海中，對日本強徵原住民出征南洋有去無回的回憶，所以父親的歌詞中盡是為人父者對兒子可能一去不回的擔憂，還有叮嚀兒子在軍伍中要聽從長官的命令，最後，父親不忘在歌詞中感謝送行的親友。

整首歌把那樣一段感傷的場景娓娓道來，在酒精的催化下讓古拉斯的歌聲痛徹心扉，我們雖然聽不懂歌詞精確的涵義，但是從古拉斯專注而悲傷的神情上，我們都充分感受到43年前那份父親的哀愁。

古拉斯真的醉了，唱著唱著，他想到自身現在的處境，一股腦把拆遷這陣子、甚至是這輩子的怨氣傾瀉而出。他以幾近哭嚎的聲音嘶吼著，聲聲敲擊著我內心深處。

止不住的淚、停不住的話語，交織成巨大的控訴，一個來自底層生命的控訴，控訴這個社會對他的不公，控訴這個國家對他的不義，古拉斯說：「我很不服！我連台北市的街友都不如！政府為何這樣對待我們原住民？」

語畢，古拉斯嘆了一口短而沉重的氣，這口氣裡有酒氣、有怒氣，更有太多的無奈，而這樣的無奈，在這些底層的原住民口中，已經嘆了四十多年，甚至是四百年。周圍的氣氛異常凝重，旁邊幾個女學生的臉龐已經溼透，金木大哥一旁低聲吟唱的小調，恰好成為這段激昂控訴的背景音樂。

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古拉斯這樣的底層生命，歷經過多少社會的不公與不義？他們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，為了減輕子女的負擔、為了追求傳統的生活方式，連一個河岸邊安身立命的簡陋房子都被國家機器踏平，心中會是這是多麼的痛苦？

面對這些底層生命的控訴，假日騎著單車的我們看到了多少？而我們的統治者們又聽到了多少？

2009/03/17 新聞你來搞都市原住民後援會
撒烏瓦知遊學記（一）
──我們圍著火爐唱歌
陳寧
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

Kacaw叔叔指著河岸的這一大片田，告訴我，這是部落裡的老人家們，從年輕時候就開始慢慢往下挖出來的。

他們從來不太熟悉，用多餘的形容詞告訴別人，自己多麼的愛這個地方，這塊土地是多麼美麗，但他們刻滿紋路的臉龐、堆積泥土的指甲縫，還有佝僂的身影，無不是二、三十年來，從花東遷移到都市，開墾這片土地並一點一滴蓋起一間間遮風避雨屋子的過程中，所留下的印記。

在這個小部落，遭遇怪手無情拆毀後不久的某一天傍晚，太陽剛下山，一位faki坐在從廢墟中勉強清出的空地上，從手邊拿起一些廢棄的木材，加進新生起的火盆之中。望著火堆，他喃喃的說著，「這都是二十幾年的房子…」。

也許是這突如其來的霸道，使族人一時之間不太知道怎麼憤怒，只是把很多的情緒內化成深深的無奈與悲傷，卻難免還是在偶然間，從不經意的小動作中透露出來。

對他們而言，抗爭和運動的語言，是陌生的，就像臺北這個無底洞般的大都市一樣陌生。


出發之前，牧師在族人自己製作的布條上寫下標語。（陳寧 攝）

出發到抗爭場域之前的Sa'owac，瀰漫著一股異樣的氣氛，大家似乎都感到即將要發生些什麼，一方面擔心著和警察的衝突會不會惹來麻煩，一方面又抱著一絲絲的希望，希望這一趟出動，可以換來高層的一些回應。他們疲憊的心，已經禁不起更多的打擊。

張牧師拿著他厚厚的資料夾，找出密密麻麻的通訊錄，在一張張小紙片上一遍遍抄下幾位幹部的聯絡電話，分給每位族人，以防被警備車載離時能夠互相聯絡彼此。

Faki、fayi們對著Sa'owac裡少數的幾位年輕人，不斷的叮嚀，千萬不能對警察動手動腳，不要亂罵髒話，要勇敢，但是也要理性。大家一再的互相確認著，身上已經帶了走散時要用來打電話的零錢，直到出發的時刻來臨。


等車的地方，可以見到遠方，就位在Sa'owac附近，安置了過去大漢溪沿岸許多阿美族部落的瑞興國宅。（陳寧 攝）

在部落外頭等遊覽車的時候，昨晚和我在同一個帳篷裡過夜的ina告訴我，「我以前作過很多工作，我一點都不怕苦，男生做的工作我也敢做。我不怕人家講話，只要不要腿開開的工作，我都做」。從工廠退休之後，又繼續到工地作木工、到牛肉麵店廚房幫忙的ina，二十幾年來輾轉作過許多工作，始終沒有離開河邊的小屋子。

於是當在權力中心所在之處前面，靜坐著的老人們，唱起阿美族工作歌的那一刻，ina忍不住哭了。

在不斷的勞動中度過的人生，ina為自己的刻苦耐勞感到驕傲。雖然她不像很多「讀過書」的人，能賺那麼多的錢去買房子，但是她一點一點的積蓄，有多餘的錢就買一點材料，慢慢蓋起自己的房子。在桃園落腳、工作了二三十年，她的房子也蓋了二三十年。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棟房子，不斷在生長，有生命的房子。


建商的廣告帆布成為Sa'owac臨時的棲身之所，然而帆布上的「國家」二字在這片國家暴力下的廢墟上，顯得格外諷刺。（陳寧 攝）

現在，她和其他Sa'owac的老人家們，住在被雨水打溼的帳篷裡，用廢棄的房屋廣告帆布搭起棚架遮雨。帆布上建商勾勒的美麗藍圖，和帆布下所遮蓋著的，天壤之別的兩個世界，是如此真實的存在。

入夜，帆布下再度生起火堆，族人們即興的唱著歌，暫時忘卻權力者的無情與傲慢。未知的明天還沒來臨，想了再多，哭了再多，喝了再多，族人們只想和從原鄉帶來種下的麵包樹，一起靜靜的聆聽，大漢溪潺潺的歌聲。


（陳寧 攝）

1月1日在崁津

該映．犁百

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

了車，看到火堆的反應就是立即湊上去。廢木料蓋成的小涼台裡，工具、木頭擺放的不那麼整齊，蝸牛殼做成的串鈴吊掛在窗台上，生活更顯愜意。

「這裡夏天的晚上，有時候還要蓋棉被呢！」Kaying阿姨雙手忙著整理?菜，邊告訴我們火堆裡烤著她種的地爪。她是崁津部落裡較新遷進的住戶，對於農園裡只種不賣的菜，只因為她喜歡和親朋好友分享，所以種植的種類愈來愈多，連親戚的小豬也寄養在她家，這是勞碌命…很快樂的勞碌命。

媽媽問她，上一次Kacaw他們來部落時，有沒有給他們吃飯？「哎呀！我忙得在餵我的豬和雞。跟他們講以後來這裡不要太客氣，我很忙的話，他們自己去廚房弄吃的也沒有關係！」她覺得離開家鄉到都會讀書的孩子很辛苦，能來到部落協助爭取權力更難得，這裡是「家」、是有溫情的家。

爐具後是Towana faki的田。(攝影:該映．犁百)

「我一直很想讀書，可是以前太窮了，哥哥姊姊說要嫁人的讀那麼多書幹什麼？只好去牛頓大學放牛，真的哪！我的頭腦很可惜！」對於拆除的問題，她以母語形容政府的做法，像是要讓他們連一個站立的位置都沒有，她所謂的「站立的位置」除了是土地的使用、生存的權力，也含括了做人根本的尊嚴。

望著休耕的田，我想到花蓮正在申請保留地的Ciharahay部落，媽媽直譯了一段母語中「彎腰的地方」時，告訴我那句話沒有那麼簡單，除了耕種、除草、工作之外還包含了撫育下一代、延續血脈和生命的意義。但無論是「站立的位置」或是「彎腰的地方」，這些母語用詞的含意，用中文解釋後我覺得仍然不夠貼切、深入。

部落仍保留殺豬分肉的文化。(攝影:該映．犁百)

飯後Kaying阿姨領著我到逛逛，遠遠的就聽到廣場傳來的古調，對於我的加入使得整首歌被打斷感到抱歉，簡單的介紹了自己後，迎來的是一雙熱情溫暖的手，阿媽說她來自台東，名字也叫Kaying，我高興的尖叫並擁抱她。以往總是有人說：「對，我知道妳是Kaying（小姐），但是妳的名字是什麼呢？」而在這裡沒有人逼著問我叫什麼名字，倒像是同名聚會。

部落的聚會一定會有古調的傳唱。(攝影:該映．犁百)

部落真的是大都會文化融爐中的最後一道防線。這裡的居民是在民國72年開始陸續入住，文化就這樣一直存留在部落居民的生活之中，頭目說：「我們只要聚集，就一定會有老人家的歌。無論身在何處，祖先流傳下來的寶，絕對丟不得！」反觀許多在大樓裡生活已久的族人，長久下來沒有經常的對話及聚會，語言、歌謠及許多生活智慧，往往只停駐在老一輩的記憶中。

總幹事指著部落辦公室笑著說：「我們的聚會所，愈來愈像拜拜的廟了，屋頂的中間比較低、兩邊又有點翹起來…。」去年合力建造的部落辦公室因建材簡陋，經過了幾個颱風後屋頂已內彎變形，大家還正在計畫整建，政府卻又傳來要拆除部落的訊息。

「我們去參加三鶯部落的活動，心裡想是不是我們的聲音不夠大，阿美族沒有全部團結在一起，所以政府不重視我們的生存權力。」總幹事點出了在台北縣四個部落並沒有併肩作戰的問題，也是外來的協力者一直擔憂的問題，雖然在去年成立了四個部落的聯合自救會，卻一直沒有實際將部落串連起來，反而是協力者不斷努力的牽線、聯繫，才使部落間的訊息得以相互傳遞。

其實部落間的革命情感並沒有那麼薄弱，只是大家一直都在生計邊緣掙扎，放下工作猛幹的結果可能倒致失業，而政府也看透了這一點，仔細的算計還有多少餘力抵抗、反反覆覆的對策來應付居民、無形的收買社會觀感、造謠來擾亂人心，似乎非得落井下石才能突顯執政鐵捥。唉！部落之間在相互取暖的同時，背後卻不斷的吹著一陣陣的寒流。

傍晚，風吹得冷，圍在火堆邊身體卻仍不斷打顫。這裡也仍保留著殺豬分肉的文化，每一個部位都必需公平的分裝，最後以唱名的方式一戶一袋的帶回家，來訪的我也分到了一袋。分肉後所剩餘的就悶煮成「血肉模糊湯」，裡面是豬雜加鹹菜，再配上軟硬適中的糯米飯和小辣椒，看得口水直流。總幹事晚餐前的禱告詞：「…我們今天要面對新的一年，懇求?將祝福賜給我們住在崁津部落的眾弟兄姐妹，讓我們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，讓我們活得更愉快，我們的天父謝謝?…。」


2009/03/14 新聞你來搞
失土之根 ─菲律賓的都市原住民，兼訪都市貧民聯盟秘書長

李宜霖(攝影:李宜霖)

關於被趕出她們的土地的啜泣母親，
孩子被搶走，或許母親被從孩子身邊搶走，
或者，也許是孩子被從母親子宮的安適中偷走
屍體散落四處
在他們的母親希望保護的土地上。
──菲律賓詩人阿克索‧平平，《來自牢籠的詩句》

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山區的科地埃拉（Cordillera）地區的人民，為了追悼烈士Macliing Dulag（Macliing Dulag是Kalinga部落的領袖，隨著部落的人民為了停止奇歌水庫的興建而抗爭；奇歌水庫是七○年代世界銀行所籌組的計畫。1980年4月24 日，Macliing Dulag被政府軍暗殺。）每年四月舉辦科地埃拉日，團結抵抗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、官僚資本主義，都市貧民聯盟（Organisasyon dagiti Nakurapay nga Umili ti Syudad，以下簡稱ORNUS；ORNUS另有「團結」的意思。）是其中一個組織。除了ORNUS，在碧瑤市其實還有十二個都市貧民組織，其中有許多是來自其他省分的原住民。其他還包括文化行動聯盟（Dap-ayan ti Kultura iti Kordilyera，簡稱DKK）工作者、勞工、婦女等。台灣原住民族每年都會有人參與科地埃拉日，也會到菲律賓組織做交流參訪。去年我與台灣原住民團體造訪ORNUS碧瑤市（Baguio）的分部，並透過秘書長Daisy瞭解了組織歷史與當地狀況。

ORNUS於1984年5月4日成立，共分為四個單位：婦女、青年、司機、長老。在組織成立當時，曾經有八個社區被強迫拆遷，每天都有大規模拆遷，有很多人從科地埃拉遷徙到碧瑤市。教會及專業人士協助成立組織，透過跟大眾宣傳、教育，讓大家正視都市原住民權利。而1985年5月4日要求停止拆遷的大遊行當中，青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他們對政府官員進行遊說，要求停止拆遷。白天被拆的，晚上就協助他們再搭蓋起來。有的社區曾經遭遇二十一次拆遷，透過不斷的抗爭與訴求，1986年，市政府總算停止拆遷。1992年，艾奎諾當選總統，通過法令，1992年前蓋的將不會被拆，這是反迫遷運動的成果。儘管如此，1992年之後蓋的，仍面臨被拆遷的命運。移民從各省遷居至碧瑤市，移民並沒有因為法令而停止漂泊，依然必須尋找地方居住。

菲律賓都市貧民生計狀況

部落面臨農業蕭條、軍事化、以及就業的問題，移民並沒有停止。維生生計是主要問題。許多移民從事非正式工作維生，有的是做路邊攤，有的是做季節性的建築工，雨季工作機會少，家庭收入十分不穩定，而且家庭幫傭、看護或是洗衣服，無基本薪資保障。例如洗衣工一個禮拜一、兩次工作，就算夫妻都去工作，也難以維生。國會議員說都市貧民像小偷，導致他們無法享用社會福利及公用設施。水的來源是依靠雨季存水，或私人卡車提水，一個月花1000peso比索買水，夏天很熱時，會有瘧疾等疾病。政府不會建造公用設施，例如鋪路。像教育，學校不是免費的，要負擔書本、文具，小孩幫忙生計，教育費很高，生活費不低，很多人高中大學沒有繼續念。健康方面，無法享用醫療服務，儘管公立醫院很近，因為都市貧民無法負擔醫療費用，沒有帶錢，醫生就不治療。

一個月內，物價就上漲一次或兩次，油跟米連帶影響其他物價。工廠需要油，因此油上漲，工廠生產價格也受影響，米一公斤從20漲到27，國家糧食局的米產量不夠，向私人米商買米，人民買不起米，電視還廣告可以改吃麵包跟麵食。在糧食局，人民必須出示證件，並且排很長的隊。糧食局的米一公斤要價25元，一個家庭只能買3到5公斤。美國捐米，輸入的卻是受到污染的米，這樣的米比市價便宜，政府輸入以支持美政府的政策。

貧窮線設在一天一家六口賺760peso就不算貧窮。都市貧民媽媽路邊攤一天賺150，父親建築工300到400，一家生計大概450。公共廁所要錢。攤販被取締、貨物被拿走而且還要罰1000。小孩打零工，收入低、營養不夠，想吃飯，米又上漲，只能配鹽巴或麵線……。這就是ORNUS 從1984存在至今的原因，沒有民族工業可以讓失業貧民有工作，失業、貧窮、公共問題仍存在的話，會一直存在，只要一直有都市貧民的問題。

ORNUS的主要工作是組織都市貧民，很多貧民認為就算我們試了，情況一樣很糟糕，但是ORNUS仍保持希望，教育都市貧民，要組織起來，有強大的組織，才能自己為自己捍衛權利。如果沒有自己捍衛權利，狀況只會更糟。之前停止拆遷行動，大家團結起來，還是會成功的。米價、社會公共設施不足，加上總統艾若育利用職位貪污公共利益，衛生預算少，因為跟世界銀行、國際貨幣基金借款，幣值會一直升，40％還外債，第二大預算是軍事預算，剩下是教育，再加上官僚資本主義，官僚合法抽每一筆預算，放進自己口袋，用在人民身上非常少，因此，會有愈來愈多人變成都市貧民。

ORNUS有作社區健康醫療訓練，也會運用傳統方式，例如針灸、藥草等，可是受訓的人常忙著要維持生計就會中斷受訓，有的本來要種藥草，變成種蔬菜。婦女組織會作共同購買，大家一起買、一起分就會比較便宜，也不用跑很遠、多花車錢。社區婦女家庭暴力跟失業、貧窮都有關。部落是集體照顧，孩子是部落的，大家一起照顧，延續這個文化。要遷水管線必須要有土地所有權、房子許可，ORNUS跟自來水公司合作，例如有一個社區有三次給水，每個月要付380塊 peso。而以下是我從台灣經驗出發，對秘書長（以下簡稱D）提出的幾個問題：


(攝影:李宜霖)

問：菲律賓都市原住民如何去宣稱自己的權利？例如台灣，是回顧城鄉遷徙及殖民經驗。

D：如果我們部落的農業基礎建設作好的話，我們是可以在我們的土地生存，我們不需被遷移到都市來。結合原住民自決權。如果我們原住民有自決，我們的土地讓我們自己去運用，我們有充分的資源，我們甚至可以跟別人分享，可是現在因為土地不是他們的，被掠奪土地，所以他們被迫出來。到都市沒有工作，沒有社會福利，包括居住等是政府對人民基本責任，可是政府並沒有提供，他們沒有錢去唸書、租房子，我們只好自己蓋房子，可是我們蓋好房子，他們把房子拆掉，這是政府失責。

問：政府是否要蓋大型建設，才將社區拆掉？

D：通常是政府在那邊要是公共建設，2003年，政府說要拆都市貧民區，是為了要蓋政府員工宿舍，直到現在也沒有蓋起來，後來發現是政府一平方公尺 2000賣地，目的是要賺錢。政府都市發展與住宅法案，法律規定拆除之後要作安置，但是沒有確實實施。政府會發拆除通知，哪一天、什麼理由要拆除，可以等到自行拆，還是拆除隊來拆掉。拆除之前要發通知書，只有一戶發通知書，其他人列在之後，用等等的字眼，而且透過反窮人法律，對人民不好的一定會被執行。

問：他們在都市居住，是否還保有原鄉的文化？居住的房舍是否還保有傳統文化的樣式？

D：他們第一代移民，會在都市貧民區，蓋傳統房子，後來都變成很像觀光的景點，政府會拿來作樣板，有一些社區會用原本原鄉的名字來命名，隨著時間過去就沒有再維持那個傳統，像婚禮受西方及教會影響，歌曲、舞蹈、婚喪儀式都逐漸沒落，在原鄉有豐年祭，可是在都市遠離原鄉，也沒有種田，這些祭典也不會舉辦，例如傳統會在家後院種菜、養豬等，這些在都市裡也沒辦法做。

問：為何都市貧民組織中有司機這個單位？

D：司機或是G皮（小型載客交通工具）沒有固定收入，從早上十點到晚上九點，司機可以賺1500到1700，車跟公司借，一天要付400到500，油錢一公升40，一天要1050，違規包括沒有穿鞋子，沒有穿制服，身體臭臭的，沒有帶駕照，隨便停車，隨便讓乘客上下車，所以他們司機沒有穩定的收入，遇到假日，學校沒有上課，就沒有乘客，收入就更少，2001年要求車資調整，從那一次之後司機就沒有抗爭過。之後油價一直上漲，司機收入一直變少。

問：如何培養青年組織工作者？青年組織負責哪些工作？

D：會組織青年成為未來組織工作者，一開始會用文化方式如唱歌跳舞，因為大部分青年是沒有意識的，像我曾經是青年組織後來成為組織工作者，我到婦女部門，之後成為秘書長。他們認為年輕人是這個聯盟未來的希望，所以要把他們訓練成未來組織工作者，青年部門扮演重要角色是在文化、教育、宣傳，青年有能量、時間、創意，有一些行動劇青年跟文化團體DKK作合作。

ORNUS透過繼續強化組織，然後教育、動員群眾，才能真正回饋全國性的民族民主，才能回饋國際民族運動。正如已故的Kalinga部落的領袖所說：如果我們不抗爭，我們還是會死亡，如果我們抗爭，我們將光榮地死去，我勉勵你們，要抗爭！

<原文刊載於破報>
http://www.pots.tw/node/19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