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美娃娃回家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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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/03/26 新聞你來搞都市原住民後援會
撒烏瓦知遊學記(三)
──阿美娃娃回家了!
林易蓉(荻布絲)
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;花蓮阿美族

那天,我在部落吃到了劍筍,心裡正想著:嗯,該回家了!

我是一個阿美族的孩子,因為就學關係我離開了我的娜荳蘭家鄉,暫居在這大都市,但這個城市的某些角落有我熟悉的味道,我才發現原來我的族人離我這麼的近,而且他們就住在這裡。


這天是雨季的第一天大太陽,儘管家屋被拆除了,撒烏瓦知族人仍住在部落。(林易蓉 攝)

當年國立編譯館的國小國語課本中,附上了一張大家圍成圈圈、手拉著手跳舞的豐年祭照片。那時候班上只有我一個原住民,老師還叫我上台表演唱一首歌,我至今還難以忘記當年小時候得意的心情。上了大學之後跟大家一樣過著求學生活,班上還是只有我一個阿美族,但是我暫時離開了娜荳蘭。

小時候放學回家就是回部落,長大後我在都市認識了溪洲部落、三鶯部落還有撒烏瓦知部落,這三個部落在不同時期給了我不一樣的震撼與驚奇,但相同的是:一進到這些部落,就像是回家。


現在撒烏瓦知部落的臨時住所,住了十三戶人家。(林易蓉 攝)

但是,最近被拆除的撒烏瓦知部落給我的感受是一股力量。一群年長的長輩們在被拆除之後迅速在原地再搭起taluan,分工合作料理生活起居。就像是家園被颱風侵襲般重建家園,只是跟原鄉不一樣的是,拆他們的不是大自然是人。這份堅定的意志力,給了我這個阿美族小孩很重要的一課:老人家們用身體去實踐、創造自己生活的價值。而我,是如此的渺小。

傍晚,走進faki的菜園,他指著用木板搭建的工寮、他笑笑的說那是他自己蓋的。小時候的傍晚,我也常常在爸爸搭工寮旁邊玩耍,但現在我在撒烏瓦知。這天晚餐faki喊著:「malafi!」菜餚很美味,有魚、蘆葦心、劍筍、野菜,當大家吃飽放下碗筷、fayi收走菜盤,只剩我還意猶未盡的想吃魚,因為那是只有阿美族才有的味道,我好想念,還可以一群人一起吃飯好開心,像在家裡一樣。


部落的ina準備豐盛的晚餐,我一點都不客氣的大快朵頤。(林易蓉 攝)

我跟fayi說,我就快要畢業了,不知道應不應該回花蓮。她問我回花蓮要做什麼?花蓮有我的工作嗎?花蓮可以賺到錢嗎?她輕輕握著我的手說,她們跑來北部就是要賺錢,因為花蓮沒有工作可以做,所以選擇在這落地生根、自己種菜也可以吃飽。fayi緩緩的訴說著三十年來辛苦的養大了孩子、跟這裡有了感情,也回不去原鄉了,因為他們只有撒烏瓦知這個部落,這裡就是他們的家。

更晚,faki、fayi夫妻並肩的背影,就像是當初爸爸、媽媽揮著手送我離開花蓮一樣,現在離開撒烏瓦知,就像是離開原鄉部落一樣。

這些看得到的、看不到的種種時間、空間與感受的交錯影像一直不斷在腦海裡重疊 。 我一度還以為我在花蓮、我在我的原鄉部落,但其實我在撒烏瓦知。

我深刻的感受到,撒烏瓦知是一個真實存在的阿美族部落,只是它不在花蓮跟台東,但它就是阿美族人的家!原來今天,我回家了!

2009/03/22 新聞你來搞都市原住民後援會
撒烏瓦知遊學記(二)
──古拉斯的眼淚:
一個底層勞工的沉痛控訴
楊宗興
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

第一次遇見古拉斯的時候我初到撒烏瓦知,那時候的他用他一貫的幽默態度,講著縣府如何嫌他們房子醜,要借單車道的名義把他辛苦蓋起的房子拆掉。那天臨走的時候,他幫我取了一個阿美族名字──古拉斯.馬亨亨。

古拉斯當然是來自他自己的名字,他希望讓我也擁有和他一樣的特質:熱情、幽默;馬亨亨則是引自日據時代阿美族的大頭目馬亨亨,身材高大的他卻以協調見長,一生調停眾多的部落紛爭以及族人與日人的衝突。

起先不知背後意含的我其實有點排斥這個名字,也許因為帶著些許漢人的自尊心,我覺得不需要用原住民名字來強調自己什麼,不過在了解這個名字背後帶著他老人家對我的期待及深刻的意含後,我接受了這個別具意義的名字,心中也由衷的感謝古拉斯。



接下來的日子,古拉斯由於工作關係,我在抗爭現場上總是見不到他的身影,因為他必須在工廠裡日夜守著機器。64歲的他在一般人的認知裡早該退休享清福,但是他知道自己早就不是老闆愛用的年紀,所以只能小心翼翼地捧著手心裡這份得來不易的工作,甚至連吃住都在工廠裡解決,讓老闆認同他是個「好用」的工人。

14日那天我到部落的時間有點晚,火堆旁只剩下古拉斯和金木大哥兩位faki,正在和前來辦體驗營的台大大新社學生講著老人家的故事。我才剛走到火邊就被古拉斯認出來並熱情的遞上一杯維士比,大家就這樣東聊西聊一下子就聊到了深夜。

也許是幾分酒意的感染,古拉斯自告奮勇地為我們這些擺浪(漢人)學生示範傳統的阿美族領唱,他以粗操沙啞的嗓音,唱的是當年他當兵前,父親於送行宴上唱的歌。

古拉斯說,民國55年時美國已經捲入越戰,台灣的蔣介石則有意全面投入戰爭借機反攻大陸,動盪的年代掀起他父親腦海中,對日本強徵原住民出征南洋有去無回的回憶,所以父親的歌詞中盡是為人父者對兒子可能一去不回的擔憂,還有叮嚀兒子在軍伍中要聽從長官的命令,最後,父親不忘在歌詞中感謝送行的親友。

整首歌把那樣一段感傷的場景娓娓道來,在酒精的催化下讓古拉斯的歌聲痛徹心扉,我們雖然聽不懂歌詞精確的涵義,但是從古拉斯專注而悲傷的神情上,我們都充分感受到43年前那份父親的哀愁。

古拉斯真的醉了,唱著唱著,他想到自身現在的處境,一股腦把拆遷這陣子、甚至是這輩子的怨氣傾瀉而出。他以幾近哭嚎的聲音嘶吼著,聲聲敲擊著我內心深處。

止不住的淚、停不住的話語,交織成巨大的控訴,一個來自底層生命的控訴,控訴這個社會對他的不公,控訴這個國家對他的不義,古拉斯說:「我很不服!我連台北市的街友都不如!政府為何這樣對待我們原住民?」

語畢,古拉斯嘆了一口短而沉重的氣,這口氣裡有酒氣、有怒氣,更有太多的無奈,而這樣的無奈,在這些底層的原住民口中,已經嘆了四十多年,甚至是四百年。周圍的氣氛異常凝重,旁邊幾個女學生的臉龐已經溼透,金木大哥一旁低聲吟唱的小調,恰好成為這段激昂控訴的背景音樂。

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古拉斯這樣的底層生命,歷經過多少社會的不公與不義?他們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,為了減輕子女的負擔、為了追求傳統的生活方式,連一個河岸邊安身立命的簡陋房子都被國家機器踏平,心中會是這是多麼的痛苦?

面對這些底層生命的控訴,假日騎著單車的我們看到了多少?而我們的統治者們又聽到了多少?

2009/03/17 新聞你來搞都市原住民後援會
撒烏瓦知遊學記(一)
──我們圍著火爐唱歌
陳寧
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

Kacaw叔叔指著河岸的這一大片田,告訴我,這是部落裡的老人家們,從年輕時候就開始慢慢往下挖出來的。

他們從來不太熟悉,用多餘的形容詞告訴別人,自己多麼的愛這個地方,這塊土地是多麼美麗,但他們刻滿紋路的臉龐、堆積泥土的指甲縫,還有佝僂的身影,無不是二、三十年來,從花東遷移到都市,開墾這片土地並一點一滴蓋起一間間遮風避雨屋子的過程中,所留下的印記。

在這個小部落,遭遇怪手無情拆毀後不久的某一天傍晚,太陽剛下山,一位faki坐在從廢墟中勉強清出的空地上,從手邊拿起一些廢棄的木材,加進新生起的火盆之中。望著火堆,他喃喃的說著,「這都是二十幾年的房子…」。

也許是這突如其來的霸道,使族人一時之間不太知道怎麼憤怒,只是把很多的情緒內化成深深的無奈與悲傷,卻難免還是在偶然間,從不經意的小動作中透露出來。

對他們而言,抗爭和運動的語言,是陌生的,就像臺北這個無底洞般的大都市一樣陌生。


出發之前,牧師在族人自己製作的布條上寫下標語。(陳寧 攝)

出發到抗爭場域之前的Sa'owac,瀰漫著一股異樣的氣氛,大家似乎都感到即將要發生些什麼,一方面擔心著和警察的衝突會不會惹來麻煩,一方面又抱著一絲絲的希望,希望這一趟出動,可以換來高層的一些回應。他們疲憊的心,已經禁不起更多的打擊。

張牧師拿著他厚厚的資料夾,找出密密麻麻的通訊錄,在一張張小紙片上一遍遍抄下幾位幹部的聯絡電話,分給每位族人,以防被警備車載離時能夠互相聯絡彼此。

Faki、fayi們對著Sa'owac裡少數的幾位年輕人,不斷的叮嚀,千萬不能對警察動手動腳,不要亂罵髒話,要勇敢,但是也要理性。大家一再的互相確認著,身上已經帶了走散時要用來打電話的零錢,直到出發的時刻來臨。


等車的地方,可以見到遠方,就位在Sa'owac附近,安置了過去大漢溪沿岸許多阿美族部落的瑞興國宅。(陳寧 攝)

在部落外頭等遊覽車的時候,昨晚和我在同一個帳篷裡過夜的ina告訴我,「我以前作過很多工作,我一點都不怕苦,男生做的工作我也敢做。我不怕人家講話,只要不要腿開開的工作,我都做」。從工廠退休之後,又繼續到工地作木工、到牛肉麵店廚房幫忙的ina,二十幾年來輾轉作過許多工作,始終沒有離開河邊的小屋子。

於是當在權力中心所在之處前面,靜坐著的老人們,唱起阿美族工作歌的那一刻,ina忍不住哭了。

在不斷的勞動中度過的人生,ina為自己的刻苦耐勞感到驕傲。雖然她不像很多「讀過書」的人,能賺那麼多的錢去買房子,但是她一點一點的積蓄,有多餘的錢就買一點材料,慢慢蓋起自己的房子。在桃園落腳、工作了二三十年,她的房子也蓋了二三十年。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棟房子,不斷在生長,有生命的房子。


建商的廣告帆布成為Sa'owac臨時的棲身之所,然而帆布上的「國家」二字在這片國家暴力下的廢墟上,顯得格外諷刺。(陳寧 攝)

現在,她和其他Sa'owac的老人家們,住在被雨水打溼的帳篷裡,用廢棄的房屋廣告帆布搭起棚架遮雨。帆布上建商勾勒的美麗藍圖,和帆布下所遮蓋著的,天壤之別的兩個世界,是如此真實的存在。

入夜,帆布下再度生起火堆,族人們即興的唱著歌,暫時忘卻權力者的無情與傲慢。未知的明天還沒來臨,想了再多,哭了再多,喝了再多,族人們只想和從原鄉帶來種下的麵包樹,一起靜靜的聆聽,大漢溪潺潺的歌聲。


(陳寧 攝)

1月1日在崁津

該映.犁百

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

了車,看到火堆的反應就是立即湊上去。廢木料蓋成的小涼台裡,工具、木頭擺放的不那麼整齊,蝸牛殼做成的串鈴吊掛在窗台上,生活更顯愜意。

「這裡夏天的晚上,有時候還要蓋棉被呢!」Kaying阿姨雙手忙著整理?菜,邊告訴我們火堆裡烤著她種的地爪。她是崁津部落裡較新遷進的住戶,對於農園裡只種不賣的菜,只因為她喜歡和親朋好友分享,所以種植的種類愈來愈多,連親戚的小豬也寄養在她家,這是勞碌命…很快樂的勞碌命。

媽媽問她,上一次Kacaw他們來部落時,有沒有給他們吃飯?「哎呀!我忙得在餵我的豬和雞。跟他們講以後來這裡不要太客氣,我很忙的話,他們自己去廚房弄吃的也沒有關係!」她覺得離開家鄉到都會讀書的孩子很辛苦,能來到部落協助爭取權力更難得,這裡是「家」、是有溫情的家。

爐具後是Towana faki的田。(攝影:該映.犁百)

「我一直很想讀書,可是以前太窮了,哥哥姊姊說要嫁人的讀那麼多書幹什麼?只好去牛頓大學放牛,真的哪!我的頭腦很可惜!」對於拆除的問題,她以母語形容政府的做法,像是要讓他們連一個站立的位置都沒有,她所謂的「站立的位置」除了是土地的使用、生存的權力,也含括了做人根本的尊嚴。

望著休耕的田,我想到花蓮正在申請保留地的Ciharahay部落,媽媽直譯了一段母語中「彎腰的地方」時,告訴我那句話沒有那麼簡單,除了耕種、除草、工作之外還包含了撫育下一代、延續血脈和生命的意義。但無論是「站立的位置」或是「彎腰的地方」,這些母語用詞的含意,用中文解釋後我覺得仍然不夠貼切、深入。

部落仍保留殺豬分肉的文化。(攝影:該映.犁百)

飯後Kaying阿姨領著我到逛逛,遠遠的就聽到廣場傳來的古調,對於我的加入使得整首歌被打斷感到抱歉,簡單的介紹了自己後,迎來的是一雙熱情溫暖的手,阿媽說她來自台東,名字也叫Kaying,我高興的尖叫並擁抱她。以往總是有人說:「對,我知道妳是Kaying(小姐),但是妳的名字是什麼呢?」而在這裡沒有人逼著問我叫什麼名字,倒像是同名聚會。

部落的聚會一定會有古調的傳唱。(攝影:該映.犁百)

部落真的是大都會文化融爐中的最後一道防線。這裡的居民是在民國72年開始陸續入住,文化就這樣一直存留在部落居民的生活之中,頭目說:「我們只要聚集,就一定會有老人家的歌。無論身在何處,祖先流傳下來的寶,絕對丟不得!」反觀許多在大樓裡生活已久的族人,長久下來沒有經常的對話及聚會,語言、歌謠及許多生活智慧,往往只停駐在老一輩的記憶中。

總幹事指著部落辦公室笑著說:「我們的聚會所,愈來愈像拜拜的廟了,屋頂的中間比較低、兩邊又有點翹起來…。」去年合力建造的部落辦公室因建材簡陋,經過了幾個颱風後屋頂已內彎變形,大家還正在計畫整建,政府卻又傳來要拆除部落的訊息。

「我們去參加三鶯部落的活動,心裡想是不是我們的聲音不夠大,阿美族沒有全部團結在一起,所以政府不重視我們的生存權力。」總幹事點出了在台北縣四個部落並沒有併肩作戰的問題,也是外來的協力者一直擔憂的問題,雖然在去年成立了四個部落的聯合自救會,卻一直沒有實際將部落串連起來,反而是協力者不斷努力的牽線、聯繫,才使部落間的訊息得以相互傳遞。

其實部落間的革命情感並沒有那麼薄弱,只是大家一直都在生計邊緣掙扎,放下工作猛幹的結果可能倒致失業,而政府也看透了這一點,仔細的算計還有多少餘力抵抗、反反覆覆的對策來應付居民、無形的收買社會觀感、造謠來擾亂人心,似乎非得落井下石才能突顯執政鐵捥。唉!部落之間在相互取暖的同時,背後卻不斷的吹著一陣陣的寒流。

傍晚,風吹得冷,圍在火堆邊身體卻仍不斷打顫。這裡也仍保留著殺豬分肉的文化,每一個部位都必需公平的分裝,最後以唱名的方式一戶一袋的帶回家,來訪的我也分到了一袋。分肉後所剩餘的就悶煮成「血肉模糊湯」,裡面是豬雜加鹹菜,再配上軟硬適中的糯米飯和小辣椒,看得口水直流。總幹事晚餐前的禱告詞:「…我們今天要面對新的一年,懇求?將祝福賜給我們住在崁津部落的眾弟兄姐妹,讓我們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,讓我們活得更愉快,我們的天父謝謝?…。」


2009/03/14 新聞你來搞
失土之根 ─菲律賓的都市原住民,兼訪都市貧民聯盟秘書長

李宜霖(攝影:李宜霖)

關於被趕出她們的土地的啜泣母親,
孩子被搶走,或許母親被從孩子身邊搶走,
或者,也許是孩子被從母親子宮的安適中偷走
屍體散落四處
在他們的母親希望保護的土地上。
──菲律賓詩人阿克索‧平平,《來自牢籠的詩句》

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山區的科地埃拉(Cordillera)地區的人民,為了追悼烈士Macliing Dulag(Macliing Dulag是Kalinga部落的領袖,隨著部落的人民為了停止奇歌水庫的興建而抗爭;奇歌水庫是七○年代世界銀行所籌組的計畫。1980年4月24 日,Macliing Dulag被政府軍暗殺。)每年四月舉辦科地埃拉日,團結抵抗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、官僚資本主義,都市貧民聯盟(Organisasyon dagiti Nakurapay nga Umili ti Syudad,以下簡稱ORNUS;ORNUS另有「團結」的意思。)是其中一個組織。除了ORNUS,在碧瑤市其實還有十二個都市貧民組織,其中有許多是來自其他省分的原住民。其他還包括文化行動聯盟(Dap-ayan ti Kultura iti Kordilyera,簡稱DKK)工作者、勞工、婦女等。台灣原住民族每年都會有人參與科地埃拉日,也會到菲律賓組織做交流參訪。去年我與台灣原住民團體造訪ORNUS碧瑤市(Baguio)的分部,並透過秘書長Daisy瞭解了組織歷史與當地狀況。

ORNUS於1984年5月4日成立,共分為四個單位:婦女、青年、司機、長老。在組織成立當時,曾經有八個社區被強迫拆遷,每天都有大規模拆遷,有很多人從科地埃拉遷徙到碧瑤市。教會及專業人士協助成立組織,透過跟大眾宣傳、教育,讓大家正視都市原住民權利。而1985年5月4日要求停止拆遷的大遊行當中,青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,他們對政府官員進行遊說,要求停止拆遷。白天被拆的,晚上就協助他們再搭蓋起來。有的社區曾經遭遇二十一次拆遷,透過不斷的抗爭與訴求,1986年,市政府總算停止拆遷。1992年,艾奎諾當選總統,通過法令,1992年前蓋的將不會被拆,這是反迫遷運動的成果。儘管如此,1992年之後蓋的,仍面臨被拆遷的命運。移民從各省遷居至碧瑤市,移民並沒有因為法令而停止漂泊,依然必須尋找地方居住。

菲律賓都市貧民生計狀況

部落面臨農業蕭條、軍事化、以及就業的問題,移民並沒有停止。維生生計是主要問題。許多移民從事非正式工作維生,有的是做路邊攤,有的是做季節性的建築工,雨季工作機會少,家庭收入十分不穩定,而且家庭幫傭、看護或是洗衣服,無基本薪資保障。例如洗衣工一個禮拜一、兩次工作,就算夫妻都去工作,也難以維生。國會議員說都市貧民像小偷,導致他們無法享用社會福利及公用設施。水的來源是依靠雨季存水,或私人卡車提水,一個月花1000peso比索買水,夏天很熱時,會有瘧疾等疾病。政府不會建造公用設施,例如鋪路。像教育,學校不是免費的,要負擔書本、文具,小孩幫忙生計,教育費很高,生活費不低,很多人高中大學沒有繼續念。健康方面,無法享用醫療服務,儘管公立醫院很近,因為都市貧民無法負擔醫療費用,沒有帶錢,醫生就不治療。

一個月內,物價就上漲一次或兩次,油跟米連帶影響其他物價。工廠需要油,因此油上漲,工廠生產價格也受影響,米一公斤從20漲到27,國家糧食局的米產量不夠,向私人米商買米,人民買不起米,電視還廣告可以改吃麵包跟麵食。在糧食局,人民必須出示證件,並且排很長的隊。糧食局的米一公斤要價25元,一個家庭只能買3到5公斤。美國捐米,輸入的卻是受到污染的米,這樣的米比市價便宜,政府輸入以支持美政府的政策。

貧窮線設在一天一家六口賺760peso就不算貧窮。都市貧民媽媽路邊攤一天賺150,父親建築工300到400,一家生計大概450。公共廁所要錢。攤販被取締、貨物被拿走而且還要罰1000。小孩打零工,收入低、營養不夠,想吃飯,米又上漲,只能配鹽巴或麵線……。這就是ORNUS 從1984存在至今的原因,沒有民族工業可以讓失業貧民有工作,失業、貧窮、公共問題仍存在的話,會一直存在,只要一直有都市貧民的問題。

ORNUS的主要工作是組織都市貧民,很多貧民認為就算我們試了,情況一樣很糟糕,但是ORNUS仍保持希望,教育都市貧民,要組織起來,有強大的組織,才能自己為自己捍衛權利。如果沒有自己捍衛權利,狀況只會更糟。之前停止拆遷行動,大家團結起來,還是會成功的。米價、社會公共設施不足,加上總統艾若育利用職位貪污公共利益,衛生預算少,因為跟世界銀行、國際貨幣基金借款,幣值會一直升,40%還外債,第二大預算是軍事預算,剩下是教育,再加上官僚資本主義,官僚合法抽每一筆預算,放進自己口袋,用在人民身上非常少,因此,會有愈來愈多人變成都市貧民。

ORNUS有作社區健康醫療訓練,也會運用傳統方式,例如針灸、藥草等,可是受訓的人常忙著要維持生計就會中斷受訓,有的本來要種藥草,變成種蔬菜。婦女組織會作共同購買,大家一起買、一起分就會比較便宜,也不用跑很遠、多花車錢。社區婦女家庭暴力跟失業、貧窮都有關。部落是集體照顧,孩子是部落的,大家一起照顧,延續這個文化。要遷水管線必須要有土地所有權、房子許可,ORNUS跟自來水公司合作,例如有一個社區有三次給水,每個月要付380塊 peso。而以下是我從台灣經驗出發,對秘書長(以下簡稱D)提出的幾個問題:


(攝影:李宜霖)

問:菲律賓都市原住民如何去宣稱自己的權利?例如台灣,是回顧城鄉遷徙及殖民經驗。

D:如果我們部落的農業基礎建設作好的話,我們是可以在我們的土地生存,我們不需被遷移到都市來。結合原住民自決權。如果我們原住民有自決,我們的土地讓我們自己去運用,我們有充分的資源,我們甚至可以跟別人分享,可是現在因為土地不是他們的,被掠奪土地,所以他們被迫出來。到都市沒有工作,沒有社會福利,包括居住等是政府對人民基本責任,可是政府並沒有提供,他們沒有錢去唸書、租房子,我們只好自己蓋房子,可是我們蓋好房子,他們把房子拆掉,這是政府失責。

問:政府是否要蓋大型建設,才將社區拆掉?

D:通常是政府在那邊要是公共建設,2003年,政府說要拆都市貧民區,是為了要蓋政府員工宿舍,直到現在也沒有蓋起來,後來發現是政府一平方公尺 2000賣地,目的是要賺錢。政府都市發展與住宅法案,法律規定拆除之後要作安置,但是沒有確實實施。政府會發拆除通知,哪一天、什麼理由要拆除,可以等到自行拆,還是拆除隊來拆掉。拆除之前要發通知書,只有一戶發通知書,其他人列在之後,用等等的字眼,而且透過反窮人法律,對人民不好的一定會被執行。

問:他們在都市居住,是否還保有原鄉的文化?居住的房舍是否還保有傳統文化的樣式?

D:他們第一代移民,會在都市貧民區,蓋傳統房子,後來都變成很像觀光的景點,政府會拿來作樣板,有一些社區會用原本原鄉的名字來命名,隨著時間過去就沒有再維持那個傳統,像婚禮受西方及教會影響,歌曲、舞蹈、婚喪儀式都逐漸沒落,在原鄉有豐年祭,可是在都市遠離原鄉,也沒有種田,這些祭典也不會舉辦,例如傳統會在家後院種菜、養豬等,這些在都市裡也沒辦法做。

問:為何都市貧民組織中有司機這個單位?

D:司機或是G皮(小型載客交通工具)沒有固定收入,從早上十點到晚上九點,司機可以賺1500到1700,車跟公司借,一天要付400到500,油錢一公升40,一天要1050,違規包括沒有穿鞋子,沒有穿制服,身體臭臭的,沒有帶駕照,隨便停車,隨便讓乘客上下車,所以他們司機沒有穩定的收入,遇到假日,學校沒有上課,就沒有乘客,收入就更少,2001年要求車資調整,從那一次之後司機就沒有抗爭過。之後油價一直上漲,司機收入一直變少。

問:如何培養青年組織工作者?青年組織負責哪些工作?

D:會組織青年成為未來組織工作者,一開始會用文化方式如唱歌跳舞,因為大部分青年是沒有意識的,像我曾經是青年組織後來成為組織工作者,我到婦女部門,之後成為秘書長。他們認為年輕人是這個聯盟未來的希望,所以要把他們訓練成未來組織工作者,青年部門扮演重要角色是在文化、教育、宣傳,青年有能量、時間、創意,有一些行動劇青年跟文化團體DKK作合作。

ORNUS透過繼續強化組織,然後教育、動員群眾,才能真正回饋全國性的民族民主,才能回饋國際民族運動。正如已故的Kalinga部落的領袖所說:如果我們不抗爭,我們還是會死亡,如果我們抗爭,我們將光榮地死去,我勉勵你們,要抗爭!

<原文刊載於破報>
http://www.pots.tw/node/1955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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